陈永苗的宪政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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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苗的宪政博客

陈永苗：1996年中南政法学院毕业，2002年前福建执业律师，2003来北京，先后任中法网内容总监，《新京报》评论员。《法制早报》评论编辑。现任宪政论衡网站站长，致力于推动中国宪政转型，南方周末称为知名宪政学者，在海内外有较大影响。2002年8月推动了反对《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运动和2004年推动了反对禁止乞讨运动。本博客致力于中国宪政转型的思想和学术讨论，以及推动维权运动的进步。千年暗室，一灯则明！

文章

李零：拯救哥们孔老二

李零：拯救哥们孔老二

陈永苗

李零继承五四精神，《丧家狗》与《丧家狗》的续篇，是为了“去圣乃得真孔子”。 “我宁愿尊重孔子本人的想法”，李零在《丧家狗》中说，我想告诉大家，孔子并不是圣人。历代帝王褒封的孔子，不是真孔子，只是“人造孔子”。真正的孔子，活着的孔子，既不是圣，也不是王。

五四精神，是把孔子变为人，也就是发现了“人性”。孔子不是圣，只是人，李零说，孔子如果在现在，政坛很失意可以给一个房地产开发商作策划，当一个广告人；可以拉来喝酒吹牛的哥们。一个有人性的人，才把孔子当人，当作孔老二。而一个没有人性的政客捐客，才把孔子当神。

我深刻地体会到这种冲突。在《丧家狗》纠纷越闹越大，《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做了一次辩论，我参加了。李零作为学者，很难适应公开媒体的辩论，于是委托好友中国人民大学的张鸣教授出马。辩论其实就是两种情感的交锋，一种是积极进攻的，儒家相信孔子是神，而且要强迫别人相信，一种是消极自卫的，相信孔子是人。积极进攻一方的侵略性，咄咄逼人，可以说，流氓恶棍的气息扑面而来。

吃孔子的孔门蠹虫，要开孔家店，卖货帝王家，必须把孔子按照他们的要求，梳妆打扮，以符合帝王的口味，让帝王可以用来唬着老百姓。孔子的遗产遗物遗像，孔门蠹虫要垄断。孔门蠹虫的小算盘，是吃喝靠孔子，背后就骂这个老不死。他们拜孔子，是做给老百姓看的，来迷糊老百姓的。这些坏事都是孔门蠹虫用孔子的名义干的。

当人看，才是孔老二的哥们。如果有人还想供着，想政治上捞一把，或者用来做文化生意，也不要强迫我们把孔子当神，自己干的就好了。李零遭到嫉恨，是因为破坏了人家的政治生意和经济生意。李零为了哥们孔老二，而孔门蠹虫，可是为了自己小算盘。我参加一虎一席谈的时候，听到几个从山东来的孔门蠹虫高兴地说，我们就是要打孔子牌，用来搞经济。其中一个说，小声点，不要让人听到。

五四精神把把孔子当人，不当神。“日日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如果孔子到了五四精神，到了民主时代，面对五千年之大变局，肯定赞同五四精神，实现重生和再造。生命和道，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用不同的表达形式。

五四代表着把臣民变为国民或公民，政体由乡土秩序变为商业城邦秩序。所以要不要批孔，要不要尊孔，都在于孔子是否支持五四精神和现代性价值。如果孔子被弟子挟持，而给中华民族留下巨大灾难，例如19世纪历史所呈现的，孔子就应该负责。如果孔子反对孔主义者，并不构成对现代性价值的障碍，相反襄助，那就应该保留，甚至给予敬意。如果孔子继续被孔子弟子挟持，冲着孔子挥大刀片子就是刺秦。

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发现古代，是要打破传统的脚镣束缚的一种最初的尝试，也是想要参照传统起源本身，来创建不被传统左右的过去历史的一种尝试。人们走的人多了，就是路了。难道这一百多年的积累，时光白过，就不能构成遗产，构成新传统，来支撑我们前进？近代历史中每一个前进脚步，难道就不能发光，成为照亮我们自身前进的路灯？

尼采说文艺复兴，是利用一切手段来对传统进行价值重估。利用一切手段，而不是被手段利用。当选择一个不可利用的手段，政治幼稚的手段，而且迫使人们必须走这条路时，那么比被手段利用，下场更加悲惨。被手段利用，至少是一条路，而复兴国学思潮这样，连路都不是，就一个方向，要强迫“人们走的人多了，就是路了”。可是悬崖之上，能走出一个奔向天空的丝绸之路么？我看是死路，奔向地狱。

受制于过去是一种谎言，是文化决定论的后遗症。只有当文化决定论笼罩一切的时候，才能够大放厥词，说现在和将来受制于过去，有什么样的过去，就有什么样的现在和将来，人作为具有自由意志的动物，是可以是再造重生民族的，一个民族完全可以重新开始。再造和重生的决定作出来之后，即使还有一些传统在污染，那这些传统已经被判了死刑，等待执行而已。已经不值得当客人来看待。要防范的是，他们可能越狱，然后再出来祸害社会。

凭着我们的社会生活条件，足够对自己进行价值判断，不需要一个孔以己那样的老古董，在那里摆架子，指点指点。如果对于坏人进行指点，这样的人根本就是老年白痴，根本没用。对于一般人进行指点，根本不需要。这些老古董，从古到今，总是妖魔化当下，当下的任何时刻都是被他们妖魔化，什么人心不古。这是一种催眠法，把成年人变为孩子，这样可以把人控制，满足了他们导师和父亲的控制欲望。

李零自己明白的说，就是针对文化保守主义而去的。复兴国学，以道德化的手段，用祖先的权威来绑架威胁，用伪造一个“我们自身的传统”来欺骗我们，用古老当作一种权威来欺压我们。这是对我们自身的怀疑，而把希望寄托在虚无缥缈，与我们格格不入的“祖先”身上，本身并不提供一种成熟可靠的解决方案，而利用道德暴政迫使我们回头去看。

至于能不能看到什么，是不是看到与生命敌对的东西，或者什么都看不到，这是他们不考虑的。他们要的是，就是让我们回头看这个简单重复的动作，以摆脱原来精神权威的控制，进入他们的控制。回到传统，成为一种教义，至于能从中的到什么，他们神秘兮兮地说，信则灵，不信则不灵。再有怀疑，则一个棒子打过来。

可见复兴国学思潮，相当于一个黑社会。不同的是，这个黑社会的成员，每一个人手上都拿着道德油漆，不停地往自己身上油刷发臭发霉的油漆，而自己浑然不觉，以为自己个个都是金光满身的菩萨。

国学复兴是现代化的一种危机。施特劳斯在《城邦与人》指出现代西方的危机来自於丧失信心。他说，西方的危机来自於西方世界对目标产生动摇。

对现代性的怀疑与坚信，是一对双胞胎，一起诞生的。当人们心理自信的时候，就坚信，遭受挫折的时候，就忧郁怀疑。所谓现代性的疾病，是对现代性的怀疑，是这些人的忧郁症和乡愁，这是人本身的毛病和不自信，而不是现代性本身的毛病。

《深圳晚报》

- 作者：陈永苗 2008年05月6日, 星期二 18:50　回复（0） |　引用（0）加入博采

文人是宪政的天敌

文人是宪政的天敌

北京后改革研究所研究员陈永苗

代议制需要有超越私人利益，有内心克制的法律贵族集团作为前提，而秉持道德批判话语的文人，是议会制度的天敌。法律贵族在处理民族国家事务方面，有天然的优势，不仅他们理性，而且他们共享同样一套话语逻辑，这有助于他们形成共识，而且可以为妥协和宽容创造了空间。而且法律贵族对自己有一种自我约束，虽然内心欲望能够消除，但是内心约束和共同体精神紧紧捆住了。

因为道德是多元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而秉持道德批判话语的文人，对于民族国家事务来说是一种灾难，一种撕裂，加剧对立，而且道德批判力量有限，所以动不动就街头政治，蛊惑鼓动民众，让民众进入议会，动不动就老拳相加。

而且最为可怕的一点，就是没有内心约束，解除了自我豁免的禁忌，一切规则自己不遵守，用于打别人，让自己利益最大化，总是使用美好的名义，做出最丑陋的事情，动不动就阴谋论，诛心，使用文学、或者形象语言，与民族国家事务距离太远，刺激人的渴望和激动，把政治决定建立在一部分人的欲望之上，排除了理性。

罗尔斯有一个观点，他说造成魏玛宪政的部分原因在于，一批德国精英不再相信议会民主制的可行性。我们翻开德国历史，这批精英主要是相信文化均定论的。道德文人天生不合适于复杂复调的民族国家事务，但是长期的精神特权把他们宠坏了，不肯退下政治事务舞台，喜欢文人议政。

文人议政对于一个新兴的议会制共和国来说，是可怕的蝗虫灾难。因为文人议政参政时，出于惯性和垄断地位的考虑，并不去靠近法政和司法话语，而是把政治引向文学和道德这一边，从而使政治走上非理性的不归路。不是我站在议会一边，而是议会站在我一边，如果不能克服议会这种给自己带来的难题，就诋毁攻击摧毁议会。为了建立和捍卫议会民主制，对毛泽东式的儒家知识分子改造和焚书坑儒，必须心有戚戚。

英美法律贵族

对于英国和美国来说，议会制可以在国家关键时刻形成国家意志，能够更有效的动员全民为一个目标二战，能够迅速地切关自己利益的事情，做出应对，不管事情是在国内还是远在天涯海角。

英美代议制之幸，不仅在于有良好的政治制度和自由，可以鼓励民众政治参与，而且有政治成熟的政治精英阶层，其一举一动，甚至生活方式，都来成就代议制。而不像不幸的欧陆，政治精英阶层首先是代议制的天敌，其散发出来的恶臭，都是侵蚀代议制的硫酸。

韦伯致力于在德国实现代议制民主。韦伯说，危险并不是大众造成的，许多人瞪大眼睛呆若木鸡地看着社会底层，总以为危险在于大众，但是社会政治问题最关键的问题，并不是被统治者的经济处境，而是统治阶层与上层的政治素质。

英国是由一个意识到民族政治需要的议会来支撑的，在议会中活动的各个精英集团尽管保持自身独立，但都愿意以社会利益的名义解决各类问题。正如雪莱的描述，相互对立的政党之间，因为相互对立和政治恶斗，就把凌驾于各党利益之上，其抗争的目标民族利益给凸现出来，并且神圣化，获得至高无上的地位。当国家利益遭到外来威胁，这些对立的政党，就团结起来，一致对外。

所以反对党制度，与大一统是一致的。只有大一统是建立在普遍法权之上，而不是建立在某一统治集团的特殊利益或者特权之上，或者所谓的文化特殊性之上，才能做到政党越对立，国家越统一。大一统建立在所谓的文化特殊性之上，其实也就是原来文化精英的特殊利益或者特权。

德国的临时依靠

韦伯很看不起那些“德国的教书先生”和“文人雅士”，说他们以为既然自己的工作是向国民解释德国以往的文化经典，凝聚德国精神，他们就以为有说教的权力，可以对德国的未来政治模式指指点点。

韦伯说，现在是把这些老坟头撇到一边去的时候了，因为他们对过去和现在的看法，都是非政治的，政治幼稚的，总是限于空洞的道德要求。其反对外族统治之外，用打麻醉针自我肯定，是有现实意义的，但是还是于空洞的道德要求。

基于文化的政治当没有成熟的政治精英阶层的时候，可以当作临时的脚手架，暂时的依靠，这是不得不的选择，而不是值得赞美的进路。这不是一种拯救，而是一种沉沦，不得不下地狱。

韦伯在《就职演讲》中写道，民族国家依赖的基本心理基础，甚至由经济上隶属他人的广大阶级阶层分享。在知识分子群体影响下，转化为民族思想。反之又影响表达情绪的具体形式和方向。思想能够发展思想本身的自主性，例如在知识分子阶层的影响下，而这反过来又形成表达思想的情绪和方式，民族主义就是这样一个例子。韦伯认为民族主义的情绪，既存在于民众心理方面，又较为持续地存在于政治统治阶层的感情威望方面。

民族的意义通常体现在文化价值观的优越性，或者是不可替代性上的。这种文化价值观只能通过培养民族团体的个性（精神）来保持和发展。因此知识分子将被置于最有“民族意识的人”的位置，这是不言而喻的。

就民族国家的产生而言，再起决定性作用的事，相对于外族人的优越感，它形成一种社会群体。按照韦伯的说法，这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是全体民众共有的唯一一种社会地位的优越感。因为我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我的民族也是。

韦伯认为，这种文化意志不能作为僵死的“过去”或神秘的“德国本质”来坚守，他们也不会自动转化为什么特殊的，独立于历史发展的到德国国家形式。他们只能存在于哲学观念之中，去激发我们去认同的一种立场，这种立场必须和我们的政治现实相适应，必须符合今天的要求，但绝不能作为未来的路标。

它仅仅是是一个知客和尚，而不是方丈。临时依靠，也会产生一种恋栈的霸权。就像建筑的脚手架，也会对抗拆除。文化政治会自动排除绝不能作为未来的路标，这种内在内定性，或者原来选择它作为临时依靠的条件。在韦伯看来，德国国家形式，并不是什么德国特殊性或者精神生活，而就是议会制和民主，就是我们现代国家的基本性质这些现时代问题。韦伯在作品中经常重复指出，政体形式只有联系到社会任务才能产生实效，国家机构必须专门联系到民族面临的世界——政治使命和文化——政治任务。

韦伯尽管认识到情绪成分首先同政治精英阶层，例如官僚科层和军队等的感情威望同属一类。但是这些感情经过担负这些文化使命的那些阶层的影响，逐渐转化为特殊的民族意识。感情威望是向知识分子的民族思想转化为的过程，不仅为国家权力提供了辩护。而且在韦伯看来，这形成了权力实施形式，即是权力行使范围。这不单是民族主义情绪合理化过程，还可能成为既制约权力实施，也指导权力实施的有效原则——国家理性。

如此也就是民族国家的宪政建构的过程。韦伯说，凡民族存在，第一，便有彼此共有的某种客观因素，人们以此区别于其他民族的人；第二，在那里这种共同因素被看作价值的源泉，所以产生排斥外族人的统一感；第三，在那里这种统一感在与客观共性一起，扩张的自治政治制度得到表达，或至少产生对自治政治制度的需求。国家理性的形成，当需要依赖文化政治的时候，就依赖一下，但是保姆绝对不能成为主人，当必须抛弃的时候，就必须抛弃。

创建政治体的必要条件不是同质性，而是参与政治体一起共事的政治意志。语言、种族、宗教、习惯或政治经验，仅仅创造了统一感，这种潜在统一感是否在民族意识中得到政治表达，取决于政治因素。历史素材和创建的权力意志，后者更重要。当如果素材更重要，那就是快要共同体分崩离析的时候，这个素材作为最后一根稻草：只有这种手段，用于凝聚共同体。而且可以说，这仅仅是一种空洞的道德要求，没有实际作用。

可见，即使找文化阶层来冒充，也仅仅是一个自然法权意义上的，也就是不能写入宪法，进入政体规定中的政治领导阶层问题，而不是宪政的全部。政治领导阶层问题，在宪政政体中，没什么地位，但是对于展开宪政政治，就像一个规章制度很健全的公司，没找到合适的总经理，问题也颇为重要。文化道德之士算道德品行很差，业务能力很差的人，但是现在没有人选，只能找他。将来总是要被抛弃的。

当文化道德之士当了总经理之后，出于个人利益考虑，拒绝将来被抛弃，恋栈于特权，于是从自己出发，改造规章制度，甚至推翻公司，另外搞一套。这就是德国后来悲惨政治命运的原因所在。

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对立

密尔在论述代议制的时候，并没有把代议制当作放之四海皆准的制度。在他看来，代议制的永久价值在于当其危急时，人民是否情愿为其生存而战。假如人民不愿意为其生存而战，行政领袖与党派势力很容易冒险推翻它而建立专制，即便不推翻，如果人民缺乏政治兴趣，少数议员会接受贿赂，将议会作为发财工具或者专制自为。

这里存在潜在的敌我冲突。任何一种代表机制中，人民与政治精英之间，都隐含着信任与怀疑，为了人民与伤害人民的两种可能。对于政治精英来说，肯定有一种自然倾向，让权力变为私有，甚至把国家当作私有财产，这是不可避免的，即使没有如此，学会自我道德克制，有足够的机制对宪政约束，同样的也有趋利避害的倾向，尽可能减少其成本，增加其收益。这样的倾向，与人民的利益相违背。而人民倾向于加重政治精英的负担。

这种存在潜在的敌我冲突，因为财产权而变为激烈。如果没有腐败，没有过分的伤害人民，置于生存底线以下，政治精英与人民之间的信任关系，不会彻底破灭。他们之家有模拟的父子关系，只有要吃掉而儿女，才会有剔骨还肉。

所以人民在议会代表制中，必须在场。这种在场，以宪法法院对议会的约束，政治运动和言论自由，可以通过政治表达。当然这种在场，并不是主权行为，并没有政治权威，其决断权的行使，已经委托或者委任给政治精英。人民在政治在场，是起一种监督约束作用，就像主人与仆人。这样的场合，并不决定民族国家命运的场合，而是一些小事情，所以主人不要亲力亲为，而委托给政治精英，主人需要的时候，监督一下就行了。

所以代表制决定不能建立在主奴关系上，政治精英对人民的人身保护关系上，不能有一种父权。议会代表制尽管无力防止现实中这种蜕变，但是从来不给予正当化，甚至神话。没有人智慧得，卓越得可以统治他人，这是议会代表制中的政治正确。

就否定人神这一点，而这比王权强多了，是政治自由理想的巨大进步。议会代表制是对王权的克服，把神化王权而掩盖起来的原初面目，被遗忘的人民与政治精英之间的主仆关系，初步给与恢复起来。

人民是主，而政治精英是仆人，这种原初的规定性，被两种政治精英颠覆，一种是知识分子，一种是战士，知识分子通过预言，制造意义秩序体系，而绑架了人民，把人民置于混沌的威胁之下，然后保护起来。战士则通过战争，把人民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而从获得主权。知识分子与战士，乘势制造出各种话语，把自己的特权地位，给与正当化，甚至神化，用为了人民的名义。

当国家关键时刻需要形成国家意志时就形成，不需要时就各干各的，然后留下一个大喇叭，随便他宣传，爱听不听都可以。高兴的时候，就参与一下。

在不需要的时刻中，强迫人民爱国，是一种魔鬼的事业。最可怕的是这样一种政治体，政治精英在和平时刻，就想方设法当法律同意的强盗，当危机的来临的时刻，就强迫人民当炮灰。对于这样的，国家意志对于人民来说，确实是一种灾难。但是人民又离不开国家，所以对于人民来说，最首要的问题，是终结这种政体，而不是国家意志。爱国等于爱人民，而不是爱政治精英，终结这种政体就等于爱国。

- 作者：陈永苗 2008年05月4日, 星期日 12:23　回复（1） |　引用（0）加入博采

弗朗西斯·福山的政治幼稚病

弗朗西斯·福山的政治幼稚病

北京后改革研究所研究员陈永苗

北京奥运会与中国的前途，好像牵动了历史的进程。写《历史的终结》而大名鼎鼎的弗朗西斯·福山关注了中国。他最近著文《中国的强大与软弱》，提出当今中国更大的问题来自于这个事实：中国中央政府在某些方面过分软弱根本无法保障人民的权益。

这是一个很奇妙很矛盾的想法。综观我们中国的政局，应该说显形地侵犯人民的权益，是地方政府，或者与地方政府相关的政治力量，而隐性的，来自中央政府。中央政府让人民痛并快乐着，一种隐性的，并且巨大的侵犯，不过被掩盖起来。在这里，中央政府不仅仅要包庇地方政府，还要用军队和宣传，以及最后残余的权威，来为地方政府行凶背书，

对地方政府咬牙切齿的是人民，对中央政府咬牙切齿的是民主自由人士。中央政府明显的侵犯，是对政治权利的侵犯，而对于人民来说，政治权利的侵害，并不足以让其刻骨铭心，而只有入侵其生活的侵害，在民权和民生方面，才是他们关心的。

所以用人民或者民主自由人士的观点，来提出中国政治解决方案，都是片面的。用人民的，觉得还必须赞美依靠甚至进一步强化中央政府，目前只有中央政府才能救人民。用民主自由人士的，只有打倒中央政府，才能一揽子解决，可是他们从来没有想到，在打倒之前，人民现实的救济手段是什么。

当打倒是一厢情愿，或者绝望得遥不可及，这时候从民主自由人士中分化出一部分人来，中国新左派新权威主义，认为自己要立足于政治现实，既然打不倒，那么就赞美依靠强大之，顺服于当下的在位权威，因为人民需要，已经分裂化多元化的社会需要。新左派新权威主义因此认为自己政治成熟。新左派在政治层面是极其幼稚的，虽然对市场经济的批判非常卓越。新权威主义根本连甘蔗渣都不是。

很奇怪的是，这种思考问题，好象有临界点，到了这里，就是禁区。可是我要问一问，这种政治设想，能达到其所需要的目的？

在一个政治哲学家的眼里，如果没有最不坏的政体，一种独裁专制但是有序的君主制还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严厉的苛政，胜于无政府状态和自然状态。因为这样比无政府状态和自然状态，更能保障秩序和生命安全。只有更能保障秩序和生命安全这种前提下，独裁专制但是有序的君主制，才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可是当独裁专制，就是无政府状态和自然状态的本原，永不停息的制造者，这时候，还是政治成熟的选择么？

邓小平以强大的组织和意识形态能力，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共治于一炉。这种阴阳二气，在其强大的时候，都支撑。在其弱小的时候，都撕裂。得失之间，在于时运。这时候，如果从政治来看，社会主义是主要的，所谓的资本主义不过是法西斯主义经济，没有市场经济的最根本的作为政治自由的组成要件的特征。

当然从经济决定论来看，似乎是资本主义。可是经济决定论，并不是真实的，而是庸俗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政治行动。也就说庸俗马克思主义提出经济决定论，是想让经济决定政治，这是其政治筹划的一个部分，是形成中政治行动，而不是已经成为事实本身。所以经济决定论，根本无从作为判定目前的政治经济学状态，就象不能用无形的手来判断一样。

当新左派沿袭庸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用经济决定政治，就掩盖了独裁专制是永不停息的制造者的真相，对于用政治来推行的市场经济造成的分裂和冲突，他们归咎于市场经济。可是明明是用政治来推行市场经济。独裁专制是个大老爷，而市场经济不过是二奶，二奶能决定什么，能污染什么？如果怪罪于二奶，不外乎是大老婆的逻辑，都是你这个狐狸精，害了老爷。这是那门子的政治解决？那门子的政治成熟？

一些新左派，例如甘阳，对市场经济的暧昧，也颇有意思。一方面批判，甚至否定，另一方面却当作大国崛起的信心来源。经济大国的崛起，其呈现出来盛世景象，并不是政治的，而是东方文化的复兴。从政体科学来看，从市场经济的发展，到大国崛起，是一个古怪的跳跃，再从大国崛起，到东方文化的复兴，还是古怪的跳跃。把发臭的长马褂，套在市场经济二奶身上，呈现出来的线条感，再抹上一些西方香水，当作勾引的软实力。这里只能说要串成一串“烧烤”，至于能否串成，佛曰，不可说，不可说。

我承认很多的新左派，例如汪晖，是非常值得认真对待的。汪晖与八九之间，有一种继承关系。汪晖的起点，就是天安门广场。不管后来，偏离有多远。

而且他的言说和政治选择，确实代表了离开天安门广场之后的很大一部分知识分子。政治运动上的雷击，让这些人看到，国家权力内部所蕴涵着的“属灵精神”。这是德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例如梅尼克等，都认可赞同的。因此以前基于道德批判的敌对情绪，在他们心中再站不住了。

没有基督教的政治精神的临在，当被政治打击之后，被容纳入一种必然性中之后，必然产生对国家权力内部所蕴涵着的“属灵精神”认同。这种认同，来自于内心的恐惧，因此对国家产生敬畏，这并不是国家权力本身所蕴涵的，而是自己投射附加上去的，所谓的天命感，也是如此。当然这种恐惧和敬畏中，也蕴涵着渴望。

这就决定了新左派对共和自由的终极追求，与其现实政治立场的选择，是人格分裂的。现实政治立场，依附于中央集权，希望中央集权越加集权，以此保障人民的权益，维护稳定，但是新左派心理隐隐约约的，还是追求共和自由。可是其手段与目的之间，根本挂不上钩。如果致力于共和自由的追求，那么就应该消解中央集权。

这种中央集权，是政治自由的对立面，此消彼长，这是毫无疑问的。在这里，并不存在中央集权与自由一同增长的局面。这样通过对现实政治立场的选择，新左派把对共和自由的追求，推到了彼岸，于此地只有乌托邦意义上的号召，只有微弱的意图伦理。

那么新左派可以用直接民主和平等来辩护自己的正当性，毫无疑问，作为自由主义的内部批评，不管有没有偏离，新左派把直接民主和平等的价值重新带回来，意义很重大。

间接民主是不得不的，并不是一种价值，而是一种必然性的，所以不能用来否定直接民主。政治精英的正当性，也是一样，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不能用来否定平等。当下能不能，并不等于应不应该。

当下能不能实现直接民主和平等，并不是价值上冲突。当下应该实现到什么地步，并不是敌我之分。新左派与右派的分歧，在于对现实政治的态度，而且把这个当作核心，让其他属于自己的主义言说，都被对现实政治的态度所绑架。

新左派对国家权力内部所蕴涵着的“属灵精神”认同，自己也不认为是一种普遍的，是私器，而不是公器。在尴尬和脸红中提出。所以新左派，必须用直接民主和平等来辩护现有国家权力，这首先是对自己选择政治立场的辩护。为了自己不脸红，再取寻找1949年之后，符合自己的东西。例如文革进入了他们的法眼。

为了说明差异，我必须重申一下我的立场：政治自由是首要的。政治自由就意味着不是基于恐惧和敬畏的屈从，而是理性的妥协。

而且我们回到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也可以看到直接民主和平等，实实在在是政治自由的镜像。熊彼特说，马克思为什么不分析工人阶级的心理，马克思说了，工人阶级不外乎想成为小资产阶级。每一个阶层的人，其上升的理想，就是成为他们眼中的上一层，所谓“人上人”。资产阶级反对贵族，不外乎是想成为贵族，贵族门开的不够大。直接民主和平等，就是说每一个奴隶或每一个人都要成为贵族，进入政治。直接民主和平等，还是希腊政治自由理想在每一个奴隶或每一个人心中的投射。希腊政治自由理想，按照每一个奴隶或每一个人来表达，就是直接民主和平等。马克思说，希腊政治自由理想从贵族阶层，放大到资产阶级，现在应该到了每一个奴隶或每一个人。

新左派从社会主义的历史中，找到他们所需要的精神，并且把他们所需要的，当作共产党的政治神学，把共产党当作十字军。他们可以回到当时被普遍赞美的委员会制，回到毛泽东文革的意图伦理。他们阐述了一种不可能的可能性，二十世纪上半叶，全球都有超越资本主义，形成前所未有的美好新秩序的冲动，可是失败了。正如失败之前鲁迅就说了，没有可靠的新的，就不要唤起人民。

未来是现在之母。自由主义所嵌入的政治自由精神思潮，从民初五四以来，必然走向未来。它是对中华民族美好未来的关切。这种体认从清末到今天，甚至到未来，坚定如磐石。对于我们，要的并不是现在就如何，而是中国的未来。在于打开未来美好的可能性，不在于对政权的渴望。这样的政治态度，要切断社会主义与这个专制国家党之间的巫术性联系，丝毫不承认这个符号，以及这个组织具有垄断性的代表权。社会主义和平等，不能好像除此一家，此外别无分号。

在其社会主义学说中，有着炽热的直接民主和平等，可是其政治行动和展开的政治秩序中，确是至寒至冷的暴政与不平等。如果直接民主和平等就是空想，那么后者就是真实的。这种状态，就想绝食死亡前的幻觉，理想看起来极度真实，确是彼岸天堂的，遥不可及。可见左派和新左派，几十年来都是卖火柴的小姑娘，火热的精神，忘记了寒冷与温饱，相当于吸食海洛因。

可以说认为当下政治属于人民，完全是被骗的。就从警卫员和首长这个结构来看，在革命战争中，几乎很少下级知识分子构成的首长死亡，死的都是农民。真诚地相信其社会主义品质，是个糊涂蛋。而民众的社会主义情绪，也只会被利用，用于形左实右，根本不成气候，无法遏住权贵的喉咙。小骂大帮忙，根本没有反制的实力力。当没有反制的实力的时候，就是给他们小骂大帮忙。

切断社会主义与专制的联系，在于指向摧毁，来为更加底层的民众铺路，更为逼近社会主义和平等价值。所谓资产阶级的间接民主也比其更接近社会主义和平等。选票是毛泽东民主的目前合适的替代物。

知识分子别以为自己可以隐形地主宰天下，能做的，就是自己不为恶，促进善。在目前政局情形之下，知识分子基本说了也白说，不说白不说，不要以为赞美依赖提携中央政府，就提携了起来。反对抵制中央政府就被反对抵制了。中央政府是很次要的，强大与否，有自己的逻辑，想不遵守都很难。重要的不是对当下的政治选择，而是自己面对未来，面对历史法庭的选择。新左派和新权威主义当下的政治立场选择，当然也有面对未来，面对历史法庭的层面，不过被自己当下遮蔽了。沉沦了，还以为自己在上升。

政治立场的选择，不见得在于一定要顺服于当下的在位权威。保守当下的在位权威，根本就不能要达到新左派的目标。八九之后，在新左派代表承认其事实上的统治地位。这种承认，新权威主义还上升为价值，把即成事实升华为政治价值，对压迫和必然性进行肯定，当作内在规定性，当作普遍性，甚至演变为：还从孙中山和毛泽东对资本主义宪政的超越努力中，获得背书，认为当下的政体就是最好的。不要以为新左派和新权威主义很聪明很现实，其实是很傻。

新左派的心理基础，在于恐惧感，在于屈从。如此是把必然性当作自由，是奴隶伦理的体现。这相当于强奸之后，要形成恩爱无比的夫妻，我不排除这种渺小的可能性，但是把这种微小的可能性，一定要当作极大可能性，甚至是必然实现。我不得不对这种白日梦激情异常佩服。这种意志力，已经罔故现实，地球都要围绕着这个伟大理想运行。如此强大而腐败的力量，也好象必然跟着他们走，必然被他们改造过来，此外没有出路。这已经是精神偏执狂。

附

弗朗西斯·福山：中国的强大与软弱

（吴万伟译）

北京政府还没有能力防止地方政府侵犯普通人的人权。

奥运会火炬传递的风波是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国的人权问题上。但当今中国人权侵犯的源头是什么呢？

许多人认为问题是中国仍然是共产党专制国家，人权侵犯的出现是因为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忽视公民的权益。说到西藏和镇压法轮功，这当然是对的。但是当今中国更大的问题来自于这个事实：中国中央政府在某些方面过分软弱根本无法保障人民的权益。

大量出现的侵犯普通中国公民权益的事件出现在北京政府下面最低层级的政府上面：农民的土地被征用，却得不到公正的补偿，工人被迫在血汗工厂干活，非法倾倒的污染物毒害村民的健康等等。

一九七八年后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独特道路是由“乡镇企业”带动的，地方政府被给予自由来建立企业，进入蓬勃发展的市场经济。这些政府机构取得很大的成功，许多发了大财，势力强大。他们和私营开发商和公司串通一气，创造出类似于英国工业革命早期魔鬼工厂那样的悲惨条件。

中央政府通过一切手段试图严厉制裁这些地方政府，但是根本做不到。一方面缺乏这样的能力，另一方面又依靠地方政府和私营企业提供就业机会和税收。

中国共产党很清楚自己骑虎难下。每年都发生数千起社会抗议性的暴力事件，每个事件都被当局控制和镇压下去了，但是他们似乎没有办法控制暴力事件背后的根源。

传统上看，美国人不相信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鼓吹把权力分配给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联邦主义。希望把政府和人民更接近的逻辑是非常强烈的，但是我们往往忘记了地方寡头和中央寡头权势集团一样可以实行独裁统治。在英语国家历史上，不是地方当局来制衡中央政府的能力，而是地方当局和强大的中央政府之间的权力平衡才是产生自由的摇篮。

十九世纪英国法学家亨利梅因爵士（Sir Henry Sumner Maine）在他的书《古代法律与风俗》的非常好的文章“法国和英国”中指出了这个事实。他注意到法国大革命前夕写的宣传材料上面写的流传最广的内容是农民对于庄园主法庭对于他们财产的侵占。按照梅因的说法，法国司法权是下放到地方的，控制在当地贵族的手中。

相反，从诺曼征服开始，英国君主就成功地建立了强大的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司法体制。国王的法庭来保护非精英群体免受地方贵族的蹂躏。法国君主对于地方精英群体实行类似限制的失败是革命期间洗劫领主家园的农民径直来到放置他们认为被掠夺的财产所有权状的房间的原因。

国家软弱伤害到自由的事业。波兰和匈牙利贵族能够强迫君主接受类似大宪章（Magna Carta）一样的东西。这些国家的中央政府和英国政府不同，在后来几代中仍然软弱不堪，不能保护农民免受地方势力的侵害，更不要说保护整个国家不受外敌入侵了。

美国的情况同样如此。在内战前后，“州政府的权力”和联邦主义是南方地方精英能够压迫美国黑人的冠冕堂皇的理由。美国自由是权力下放的政府得到强大的中央政府平衡的结果，正是这样的中央政府才能在必要的时候派遣国民警卫队前往小石城保护黑人小孩上学的权利。

现在我们不是很清楚自由能否能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出现，如果能，又会在什么时间到来。中国可能是第一个人们出于对环境污染的担心要求建立问责政府的国家，但是民众要求地方政府和企业承担责任的愿望只有在得到中央政府支持的情况下才能实现，而这个中央政府必须十分强大，足以强制地方精英遵守国家的规定。

译自：“China's powerful weakness”By Francis Fukuyama

http://www.latimes.com/news/opinion/la-oe-fukuyama29apr29,0,5914495.story

作者简介：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著有《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一个人》。

- 作者：陈永苗 2008年05月2日, 星期五 12:41　回复（0） |　引用（0）加入博采

请直面一个问题：对权贵启蒙，有用么

请直面一个问题：对权贵启蒙，有用么

北京后改革研究所研究员陈永苗

言论自由最终推动的幻觉

启蒙需要物质性条件，那就是言论自由。极右派在中国很容易倾向于主张言论自由先行一步。启蒙是要面对民众，尽管民众接受不了启蒙精神，能接受的就是似是而非的一些激情。但是当下中国，启蒙与民众的关系会被切断的。不可能像五四运动一样，知识分子的一个言论，爱如何说，老百姓都可以在报纸上看到。没有言论自由，启蒙都是知识分子在书斋中进行自娱自乐的虚拟，影响有限，最后的瓶颈都无突破。

从康德那里可以知道，启蒙有个心理基础，就是进步论，相信历史是往好的方向走的。如果不在相信进步，相信王朝末日即将来临，那启蒙看起来就比较可笑。对改革的乐观和悲观，都是基于肉身。改革让中国人分成两派，一个受益派，一个受害派。什么才是主流，，是乐观还是民怨？哪一个是普遍的，是积极乐观的，还是底层悲观的？民怨会成为主要的社会情绪，怨气会弥漫整个中国，而乐观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随风而去。

以言论自由来推动，就排除了敌我之分。对权贵呼吁改良，也就是把他们还当作一家人。改良是基于同一个共同体内部的互动，它表明，权贵政府必须把来自民间的呼声，当作善意的。也就是假设权贵与民间之间是可以对话，可以商谈的，权贵仅仅是迷失的羊羔，是自己人而不是敌人，是知错能改的人，而不是要吃掉我们的狼，要毁坏我们前途的鳄鱼。

很显然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毁约，预期毁约和实际毁约，权贵已经把人民当作敌人，动用专政手段。这里不再是人民应不应该把权贵当作人民公敌，而是人民被迫如此。划分敌我的主动权在于权贵。这时候，权贵已经变为中山狼，已经是要咬农夫的蛇，极右派主流经济学家还说，没事，让他们吃吧，你们要相信他们是好的，他们会把你吃掉，出来一个光明世界。

改革受益派的启蒙，尤其迷信从经济自由到政治自由的极右派，对权贵的道德说教，尤其属于对牛弹琴。左右联合，搞出话语压力集团，不见得有用。更别说极右自己单干。启蒙知识分子把权贵当作说理的对象，还是看作一家人矛盾，而受害派则作了敌我之分。政治立场的选择，以基于自身遭遇的政治决断作为前提。

如果看作一家人矛盾，也不应该完全局限于道德启蒙。我也不否认对权贵进行道德启蒙，或许有些人良心发现，但这并不是有效的政治方案。一滴水不解除众人饥渴。严守对权贵进行道德启蒙，而排除其他政治压力路径，例如民族民权主义，告别革命，并不是改良，乃是画虎不成反类犬。

只有支援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加入准革命论，威胁权贵，造成妥协。这市场上买菜卖菜的家庭主妇都比吴敬涟更明白。奥尔森（Mancur Olsen）指出，一个稳定的秩序会使既得利益者寻租行为制度化，而革命和动乱却能打破制度化寻租。杨小凯说，革命对统治者总是一种威胁，没有这种威胁，政府为人民服务的承诺就不可信；有威胁，其行为就不会太离谱。

有一个囚徒悖论在这里，即使你愿意和平，但是对方不干，那你咋办？所以和权贵之间敌我之分是首要的。一家人才能讲说理，对方干尽坏事，你凭什么强迫每个穷人还相信。一种奴隶的幻想，跪劝权贵从良，是不可行的。你为权贵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如果你有巨大利益，你肯不肯让步，只有你不让步的代价更大，并且就放在你的鼻子下面，明白确定的巨大威胁在那里，你才会作出让步的选择。

对权贵的政治判断，必须建立在人性恶的前提之上，他们是“理性”的自私人。不是道德高尚，而是损益，才能造成他们让步。而且这种损害，必须是短期之内发生的，如果是长期的，他们也不愿意兼顾不到。他们也是短期利益的动物，所以只有流血的恐惧，带到他们面前，让他们觉得是实在要发生的，要对他们说，不放血就要流血，改良才有可能。

鼓吹不革命派，好心办坏事，实际上起的作用是帮凶派。其实是这样的，知识分子找共产党说理没用，还不如与民众站在一起，形成压力集团，迫使改良。只有拳头才能对抗拳头。启蒙知识分子用道德话语谈公共政策，说来其结果是大部分好心办坏事。想帮忙，越帮越忙。

当要迫使权贵良心发现，就必须极右派有着非常高的道德权威，极右派必须是权贵的老爹。可是极右派在他们眼里，什么都不是。

这里的道德权威，必须在权贵心理，而不是在民众心里。如果权贵害怕极右派在民众心里的道德权威，那也不是良心发现，而是利益计算的结果，可是对这种情形，权贵有太多足够的政治手段，足以消除。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极右派变为宗教分子，利用权贵心中的宗教恐惧感来吓唬他们变好。可是这些正是启蒙的敌人。启蒙否定了因果报应和来世，否定信仰宗教，又没有宗教权威。

上帝信仰是宗教的，对权贵的克制，依赖于权贵资本家的恐惧和敬畏。这没有办法谈。只有政治才能对抗政治，人民站在一边，形成政治压力，当然有可能迫使权贵资本主义屈服。那也只有人民获得民族国家和上帝的宝座是才有可能。而启蒙运动把民众搞的地位很低，除非如我说变为民粹，把民众当作上帝，形成人民宗教，那才是有力量的局面。一饮一琢，这是启蒙运动必然带来的恶果。

对权贵启蒙，当然可以造成民众的支持。可是民众的支持，也许要获得一定的回报，才能平息愤怒，否则对权贵启蒙，越发增加民众的非理性。如果权贵与民众之间已是敌我之分，启蒙属于白说，并且为革命积累怒火。这里隐含着呼喊“人民站在启蒙一边”的政治诉求，很容易蜕变出现不愿意出现的东西。如果启蒙对权贵资本主义没用，仅对人民有用，那么其政治效果是纵火犯。

不直接针对权贵，没有敌意很容易造成权贵转移矛盾。日本为什么既侵华又多次战略怠工，侵华是因为国内权贵决不放弃对民众的压榨，所以选择对外战争转移矛盾，用新领地安抚国内民众，只要自己利益不受威胁，国内怎么狂热煽动都行。但是同时又不做战略打算，结果一起步向深渊。所以只要有这么一群权贵，不仅国内鱼肉百姓，国际还能自取灭亡。

改革中隐藏着的阶级斗争

例如先保护财产权，后政治改革，达到均衡。保护财产权，需要政治对抗和实力均衡，当没有政治对抗和实力，先实行保护财产权，不外乎为了方便已经掠夺在手的权贵。农村土地和国有资产流失就可以作为很明显证据。

容易的，可以轻易改革先改，容易造成政治生态的破裂，例如2003年北大改革先动教师后动官员。难的，就是权贵反对的，易的，权贵没好处也不推动。先易后难，可见改革中隐藏着的官僚——人民矛盾。

这是文革的延续，同时也可能在改革中进一步激化。改革有可能缓和，当然这只有八十年代，短暂的出现过。更有可能激化，当改革仅仅是权贵的乐园时，只会激化矛盾。

文革之后80年代初，还有一个共同体，大家抱成的一团。抱成一团，就不容易冲突，有希望。现在，谁和谁抱。至少从心理上，相对公平感这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是第一重要的。例如你很富有，我很穷，但是我不觉得不公平，因为我认为是天然的，绝不会有大的社会矛盾。文革之后，大家都有希望，有奔头，不容易冲突。现在大家觉得没奔头了，那就搞内斗吧。很大程度是心理上的绝望，增加不公平感。

所以不能在改革意识形态中，仅仅有和气一团，更有警惕与潜在敌我之分。如果“现易后难”被权贵利用到极致，该改得不改，不改的尽快改，一切利益最大化，没留下任何余地。吸干血，吃了肉，再抛弃，那么潜在的敌我之分，就应该上升到极端的。阶级矛盾就不可调和。

政治经济学史上，至少有两个问题，还都是糊涂账。一个是土地地租分享的正义，一个是价值是劳动还是资本决定的。这二者的分享比例，实际上取决于政治力量的大小，棍棒大小。可是现在每一方都宣布自己是真理，背后确是用武力和国家暴力，迫使对方服从自己制定出来的比例规则。所以隐含在用武力和国家暴力之中，就是阶级斗争。

由于政治专制造成市场竞争的极不公平，贫富的严重的两极分化，使富人与穷人相互分裂，相互仇视。由于言论自由的缺失，更使知识分子与民众不能对话，从而导致分裂。下层民众普遍崇拜毛泽东，而诚实的知识分子几乎都厌恶毛泽东。曼海姆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说，民众只能以宗教形象的方式，表达正义的诉求，而知识分子则可以用一种精密的学理体系。毛泽东作为一种符号，知识分子与民众在此分裂。

如何才能够做到温和理性

民粹是打人的帽子。这是外在的道德评价，并不是内在的机理。我觉得，不能说站在穷人一边，就是民粹。道德帽子之外，油然还有一层大道义。批判立场的民不民粹不关键。在民不民粹之上，还有一层自然正当。有充分的依据，正当的理由，即使被妖魔化为民粹，一样要高于极右派的改良。

有点民粹主义，才是事情的本来面目。对民粹主义进行道德谴责，试图抹掉，那是官粹主义。许多人看不到当代政治经济生活中的那种你死我活般的激烈竞争。没有美国的革命，能指望英国贵族自己放弃权力？在古代中国，大臣劝诫皇帝不要压榨无度，总是把例如暴秦的灭亡作为前车之鉴。

极右派要求政改就要求政改，这已经是自明的政治诉求，不需要通过在民粹主义与民权主义的上踢一脚，来论证政改的正当性。不要非此即彼，是可以兼容的。

民间受害情绪参与路线斗争，这不是一种自我的表达，自我的防卫。民权主义并不和渐进派和激进派争路线。民权主义是反政治的，是公民社会的。极右派不要搞得象惊弓之鸟，把文革的记忆带到今天来，到处充满路线斗争。

极右派喜欢认敌为友，认友为敌。把权贵的受害者当作敌人，而把权贵当作朋友。实际上受害者的利益是改革的利益是一致的，是可以手拉手的。

民粹主义还处在十字路口的黄灯，还没到红灯。警戒线还没到，取决于是否腾出空间吸纳，并有效安抚民众。民粹主义的兴起，对于政改，是双刃剑。外推，肯定伤害。而且已经是浩浩荡荡的大趋势，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顺昌逆亡，是必然的。堵是堵不住了，就看引导和容纳，形成民权与民生主义，是一线生机。

如何才能够做到温和理性，并不是排斥，而是吸纳，是同盟，合作，而不是惟我独尊。不是维护贞操：纯洁版的经济自由到政治自由。不要排除其他的可能性，惟有自己华山一条路。

市场经济或许可以是当前历史条件下最不坏的选择，却不是完美的梦。就象你的初恋情人，你在她具体个人身上承载梦中人理想，有所指和能指的区别，你的梦中人和她具体个人，是可以分得开来的。也在市场经济上寄托自由和平等的理想，并不等于推动了，就一定能实现，不会出现反面。出现反面的概率是很大的。

经济发展的路径，并不一定有去政治化的效果，相反带出来不断增长的对集权期待，饮鸩止渴，例如张五常就赞美独裁，郎咸平就要求增加中央集权。

- 作者：陈永苗 2008年04月27日, 星期日 08:36　回复（1） |　引用（0）加入博采

收回土地的大潮席卷到上海

收回土/地的大潮席卷到上海

陈永苗

农民收回土/地的大潮，已经席卷到大都市。收回土地，从抵制征收到抵制拆迁。从农村包围城市。

上海市民赵汉祥4月22日，根据《宪/法》第十三条明文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向胡锦/涛发布声明：宣布收回土地使用权。赵汉祥是上海市民，虹口区多伦路99号私有住宅共同产权人。1998年11月17日；陈/良宇的小兄弟薛全荣时任虹/口区区长，在上海十一个历史优秀建筑风貌保护区之一的多伦路。以虚假的拓宽道路为名，核发《房屋拆迁许可证》。将居民赶走，但未将房屋拆迁，经修缮后高价倒卖。多伦路99号至今完整保留。1999年4月9日，上海虹口区政府向赵汉祥发出《限期拆迁决定书》，随后使用暴力方式将我们56口人赶出家门至今。

为此赵汉祥代表向虹口区多伦路99号私有住宅共同产权人，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发出公民声明：宣布收回上海市虹口区多伦路99号私有住宅和土地使用权，任何人不得侵犯。请中央政府予以确认和保护。同时，也向上海市民众提出互助的请求：要求大家关注他们的人身安全，声援他们收回自己的私有住宅，结束流浪的生活。

不管是黑龙江等五个省市农民，还是上海市民赵汉祥，他们已经变革了过去几十年中的土地方式，也就是告别人要求政府做主的方式，走向自己作出政治意志。我们翻开民国初期的历史，人民团体或者人民，经常对外国使团宣布，北洋政府并不代表国家和人民。孙中/山在广州，也抗议外国人控制的海关关税，给予北洋政府，因为北洋政府并不能代表中国人民。这样的政治宣告将人民国家与政府分离，让人民国家归于人民国家，让政府归于政府。

政府就是政府，并不是国家。国家就是一个，政府是要不断换届的。国家是不能被政府垄断的。这是连一部分共产党元老都承认的，例如刘/少/奇，王/稼/祥。

农民和市民的政治宣告，是一种公民不服从。对恶法的拒绝，他不诉诸于进攻，而是防守自卫，收复一个已经失去多年的圣地。恶法和违法行政行为归于政府，并不归于人民和国家。然后拒绝被政府垄断代表，要自己发出宣言。如此把人民和自己，作为国家的目的而凸现出来。政府的存在是为了保护人民，而不是为了侵犯人民。当政府侵犯人民，而最后竭尽法律救济手段之后，人民就可以拿起武器。这是自由主义的经典理论。

赵汉祥说，请中央政府予以确认和保护，不再有顺服的姿态，而是一种命令，在道义上，把自己抬到本来的，应有的人民作为国家目的的地位。这是通过公民不服从的方式，实现的。赵汉祥还向上/海/市民众提出互助的请求，这时候，就是面向社会公众的，而不是乞求于政府的，正是米尼齐克在《重建公民社会》中所阐述的公民社会的精神：面向社会公众的言说。

公民社会的精神在中华大地上风生水起：

例如，黑龙/江富/锦农民到处求告十几年，无门。农民最后说，得了吧，也不要托人了，也不要找关系了，咱就自己把村委了，把地分了就行了。参与收回土地的农民只有小学文化，他们了原村委，但并没有选举新的村委，而是抓阄决定了8名村代表，意即大家的事大家共同承担，以避免这种情况：新当选村委被迫害。他们不需要领头人也能把事情办成，人们主动协作，互相配合，不拆台，不攻杵，不内讧，是最有集体主义精神和民主意识的人。

还有例如，厦门抵制p/x的散步，参与的人，不再是过去示威那样，再固定地点集合，有固定路线，固定口号，相当的组织性。而厦门抵制p/x，以散步的形式，没有集合，没有固定路线，四面八方从家走出，再到广场口号，在广场暗按照中心中的诉求，再协商出口号。目的是保卫家园，只有信息联络，没有组织，具有非常浓重的公民社会的精神。

- 作者：陈永苗 2008年04月26日, 星期六 11:03　回复（1） |　引用（0）加入博采

宋宝铃:对所谓邓小平出卖国家利益谣传的质疑

宋宝铃:对所谓邓小平出卖国家利益谣传的质疑
对所谓邓小平出卖国家利益谣传的质疑

http://bbs.chinaiiss.org/dispbbs.asp?boardid=37&ID=126848

（二OO八年四月十五日）

最近，网络上在流传着一则惊人的消息，说是邓小平同志在中美建交前夜的1978年十二月初的某一天，为了不违时地使中美在1979年元旦顺利建交，谈判中突然私下允诺美国可以向台湾暗地里售武，但美国必须替他个人保密；且说明了这是美国前总统卡特在去年十二月份公布的私人日记里透露的。消息一出，网络哗然，叫骂声、质疑声不绝于耳。特别是一些极“左” 分子更是如获至宝，甚嚣尘上，弄的相当一部分“左”倾人士也迷失了方向，更使相当部分爱国的人们困惑万分。

我听了这消息起初也大吃一惊，但仔细一想，疑点多多。首先，公布的对象是美国前总统卡特。众所周知，长期以来，特别是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以后，美国政府一贯以社会主义中国为假想敌，无论是在台独、藏独和疆独事件上，还是在人权问题上，事事与中国政府和人民作梗。这就使我们必然想起了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一句名言：“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我们应该认真地想一想：一个一贯把对方当作假想敌的国家公布的消息能轻易相信吗？它到底想达到什么目的？

其次，并不精通英语的邓小平同志当年作为第一副总理与美国代表团会谈时不可能撇开翻译人员，而翻译人员是多次做过毛主席、周总理译员且深知中国外交原则的冀朝铸同志，而他至今却对此事闻所未闻。

第三，1978年十二月初，尽管刚刚进行过所谓“真理标准”讨论，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召开，仍口口声声“拥护英明领袖华主席‘抓纲治国’方针”的邓小平的领导地位还没有完全确立，在实际上也不可能这样做。

澄清了历史事实之后，我们该认真想一想了：为什么一贯对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肆意诽谤的极“左”分子会对此事如获至宝且甚嚣尘上？他们到底想要干什么？

据悉，不久前，因暴露了“民运”分子真面目的陈永苗被乌有之乡除名，撤销个人主页。尽管他们之间有其个人的因素，但至少可以证明目前左翼队伍里的成份相当复杂。鄙人二00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发表的《要防止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要警惕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一文里曾说过：“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混入革命队伍（比如我是小狗分子、‘民运’分子和历史上死不改悔的极右分子），他们打着“最最革命”的旗号，仿造文革初期的极‘左’行为，打着反修正主义的幌子，口头上把‘高举毛泽东的旗帜’喊着震天响”。事实证明，这些说法不是空穴来风。有些“民运”分子摇身一变成了拥毛的“粉丝”，某极“左”理论权威一贯反对对“真理标准”讨论的批评，私下却到处鼓吹资产阶级多党制、反对坚持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两党制，否定无产阶级专政，暴露了他“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虚伪本质。他历史上跟着胡耀邦全盘否定文革，现在又全盘否定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无限夸大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错误、缺点，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恶意妖魔化邓小平，其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使众多略有良知的人们都为之侧目。

伟大导师列宁曾经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1]

这就是活生生的阶级斗争。

善良的人们：警惕呵！

注释：

[1]见《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第3版第305—308页。

- 作者：陈永苗 2008年04月24日, 星期四 20:58　回复（0） |　引用（0）加入博采

天塌下来，也要抵制

天塌下来，也要抵制

陈永苗

抵制，并不是天大的事情，造成严重的社会影响也没有什么大不了。抵制者有着他的自身的权利。抵制者的政治正确和道德正确，并不是被抵制者的政治正确和道德正确，即使是，还是有一种权利在保护着被抵制者。例如CNN的主持人，你爱抵制就抵制，巍然不动与他无关。

权利是无条件的，在法律的范围之内，那一种政治正确和道德正确，是否接受，取决于被抵制者的自由意志。道德的归道德，伦理的归伦理，法律的归法律。法律与道德伦理的分离，有权利作为防火墙，这样可以保护异端。异端是相互界定的，一种信仰者，肯定看不顺眼与他们信仰不同的人，非我教人，其心必异端，而这种心理是没办法消除的，可行的办法是迫使或者自行克制，学会求同存异，那就是宽容。例如家乐福总裁，就公开申明尊重抵制的权利。

中国知识分子往往把抵制和敌对当作惊天动地的事情，自己的人格认同依赖于别人的认可。别人的不认可，就让自己对自己发生了怀疑。而也相信别人如此，自己对别人不认可，别人也活不成。所以自己对别人抵制与否，觉得会决定影响大局，影响别人。

例如在伊拉克战争中，对是否反对小布什，就可能造成一个家庭内部的分裂。现实是外在于我们，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我们赞同也好，反对也好，如果没有进入议会，或者特定的“论坛”，是不会有必然的影响的。只有抵制者，与被抵制者，处于一种共同的厉害关系，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的时候，你的决定影响我，我的决定影响你的时候，我的态度才是重要的。例如乡土社会中的家族。

在经济活动中有纠纷打官司很正常，可以一边打官司一边做生意，有了纠纷交给法官处理，可是中国人一打官司，就变为生仇死敌，老死不相往来。长期以来对纠纷，对争议，都是在敌对的总体性上来对待的。神经太紧张，习惯屈服于统一秩序的保护，一有不和谐状态，就如临大敌。

退一步海阔天空，抵制仅仅是一方的态度，对于另外一方来说，可以一个白眼都不给，天塌不下来。一方说天塌下来，也要抵制，其实就是表明一种情绪，实际上与这个差距太远，用不着担心。

自己一方的抵制，就是自己的抵制，表明了态度，作出了政治表达，就是胜利。行为就是结果。而非要对方作出认错，实际上是自己虚弱的表现。当自己的抵制行为，心理上依赖对方的回应，这就变为一种撒娇，一种哄闹。实际上是小孩对大人，弱者对强者的要求：你要对我好一点，否则我和你没完。

实际上，如果抵制方自己就是强者，那么对方表态丝毫不放在心上，不会一定要有令自己满意的态度。容易转化为暴力，或者容易升级的抵制，是实在太需要认同。没有满意的关注，媒体报道，表扬，就会越闹越凶。后脑勺一直盯着摄像头，结果造成抵制目的就是表演，而不是爱国。

中国知识分子讨论民族国家事物和国际大事的时候，往往还没从农村地头出来，脚上沾满泥土，嘴巴上还满是旱烟味。当我们讨论爱国主义事物的时候，这不是简单的道德能够承受的。道德是多元的，应付复杂负调的民族国家事物，乱上加乱，容易搞乱和撕裂国家，而只有建立在陌生人之上的法律，才合适一些。对国家政治事物的讨论，要用权利替代道德。权利作为法律的基石，只要谈权利，正确的认识和出路，就八九不离十了。

- 作者：陈永苗 2008年04月23日, 星期三 19:58　回复（0） |　引用（0）加入博采

从改革精英到法政系

从改革精英到法政系

北京后改革研究所研究员陈永苗

把历史王道的必然性请下神坛

对1911年民国奠基之后的历史，如果拿社会经济技术条件而言，可以相信是进化的，但是拿政治而言，是堕落的。五四精神之“科学”与“民主”，“科学”是进步的，“民主”是下堕的。

所以，这里可以清楚看到一个问题，启蒙运动之后，经济技术成为主导价值，而历史则按照这些作为精神标志，而不是古典时代和早期现代性的法政作为精神标志。当历史就是社会经济技术的历史，而掩盖法政，那么就是进步的。而如果历史就是法政史，你就发现，并不是进化的，而是循环的，从民主共和堕落到独裁寡头君主再到民主共和，西方的现代政治史就是这样，而中国的也是。不同的是，现代西方的一个轮回已经走完，而现代中国继续堕落中，在黎明前的黑夜。

相信历史进步，而让历史进程让支配中国人的生活意义体系，也就是其自然正当的生活方式来自历史主义，由不同的历史阶段和人物，来安排具体历史阶段中每一个中国人的一生的生活生命的秩序和目的，典型的例如民国的革命青年、自由派和1949年之后红卫兵、知识青年和改革派知识分子，那么这是一种属于必然性的，而不是“自由”。是古典历史王道的延续，而不是政治自由的。历史王道构不成自然正当的生活方式，例如说自发秩序如何都不是个人的行为方式。

历史王道构成一种“猥琐”的必然性。而且取消了一种高于历史王道的绝对价值。例如1948——1949国共替代，对共产党的希望，就好像一个大年龄的女子，两个都不是好的选择，找一个嘴巴舔的。希望以后能好好过日子。国共替代并不是真理，如果人民忍耐一下，别与国民党离婚，是不是日子更好。过了几十年，受尽委屈，作派还如女人，还相信甜言蜜语，而要拿刀杀黄连婆，有了二奶资本家。

暴力革命，是当时没有其他的出路的选择。被迫的选择，狭路还是狭路，是不得不的，不应该转为赞美的英雄诗歌。意图上的康庄大道，最强烈的渴望，并不把现实中的狭路，变为康庄大道。

意图美好的，就等于一定能够实现。只有可以制度化，可以道成肉身，方是康庄大道。一定要实现的权力意志，被等于一定能实现。能不能，被等于应该不应该，不得不被等于大有希望。

就政改而言，北洋军阀异常尊重宪法，国民党民主无量，独裁无胆，适合于改良，却被道德革命主义者，活生生地糟蹋调。这些人，才不管你距离民主有多远，哪一条路才合适。反正与理想途径有差距，就否定，也不管现实距离理想很近可以改良。所以蒋介石在日记里，一个劲埋怨胡适罗隆基这些人，书生误国。

而当下独裁胆大如斗，政改一步也不放松，而同样门派衣钵的这些人，却强迫别人咸与改良。不参与改良就是乱臣贼子。民国那些人傻归傻，但是政治道德品质还成，还秉承道统高于政统，现在的已经只是忠臣，口头上的反对，心里头的屈服。

历史问题，是现代生存经验之中心问题。在施特劳斯看来，现代性危机，以一种及其有害的道德相对主义的形式呈现出来，而这种道德相对主义，是由历史感所产生，由于历史感，被历史阶段所囚禁的人们，不再知道什么是好歹善恶，不知道什么是正确错误。在终极目的和现实手段中间，是一种政治浪漫，是一种美学，一种审美。原初什么是好的，最好的社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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