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是宪政的天敌
文人是宪政的天敌
北京后改革研究所研究员 陈永苗
代议制需要有超越私人利益，有内心克制的法律贵族集团作为前提，而秉持道德批判话语的文人，是议会制度的天敌。法律贵族在处理民族国家事务方面，有天然的优势，不仅他们理性，而且他们共享同样一套话语逻辑，这有助于他们形成共识，而且可以为妥协和宽容创造了空间。而且法律贵族对自己有一种自我约束，虽然内心欲望能够消除，但是内心约束和共同体精神紧紧捆住了。
因为道德是多元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而秉持道德批判话语的文人，对于民族国家事务来说是一种灾难，一种撕裂，加剧对立，而且道德批判力量有限，所以动不动就街头政治，蛊惑鼓动民众，让民众进入议会，动不动就老拳相加。
而且最为可怕的一点，就是没有内心约束，解除了自我豁免的禁忌，一切规则自己不遵守，用于打别人，让自己利益最大化，总是使用美好的名义，做出最丑陋的事情，动不动就阴谋论，诛心，使用文学、或者形象语言，与民族国家事务距离太远，刺激人的渴望和激动，把政治决定建立在一部分人的欲望之上，排除了理性。
罗尔斯有一个观点，他说造成魏玛宪政的部分原因在于，一批德国精英不再相信议会民主制的可行性。我们翻开德国历史，这批精英主要是相信文化均定论的。道德文人天生不合适于复杂复调的民族国家事务，但是长期的精神特权把他们宠坏了，不肯退下政治事务舞台，喜欢文人议政。
文人议政对于一个新兴的议会制共和国来说，是可怕的蝗虫灾难。因为文人议政参政时，出于惯性和垄断地位的考虑，并不去靠近法政和司法话语，而是把政治引向文学和道德这一边，从而使政治走上非理性的不归路。不是我站在议会一边，而是议会站在我一边，如果不能克服议会这种给自己带来的难题，就诋毁攻击摧毁议会。为了建立和捍卫议会民主制，对毛泽东式的儒家知识分子改造和焚书坑儒，必须心有戚戚。
英美法律贵族
对于英国和美国来说，议会制可以在国家关键时刻形成国家意志，能够更有效的动员全民为一个目标二战，能够迅速地切关自己利益的事情，做出应对，不管事情是在国内还是远在天涯海角。
英美代议制之幸，不仅在于有良好的政治制度和自由，可以鼓励民众政治参与，而且有政治成熟的政治精英阶层，其一举一动，甚至生活方式，都来成就代议制。而不像不幸的欧陆，政治精英阶层首先是代议制的天敌，其散发出来的恶臭，都是侵蚀代议制的硫酸。
韦伯致力于在德国实现代议制民主。韦伯说，危险并不是大众造成的，许多人瞪大眼睛呆若木鸡地看着社会底层，总以为危险在于大众，但是社会政治问题最关键的问题，并不是被统治者的经济处境，而是统治阶层与上层的政治素质。
英国是由一个意识到民族政治需要的议会来支撑的，在议会中活动的各个精英集团尽管保持自身独立，但都愿意以社会利益的名义解决各类问题。正如雪莱的描述，相互对立的政党之间，因为相互对立和政治恶斗，就把凌驾于各党利益之上，其抗争的目标民族利益给凸现出来，并且神圣化，获得至高无上的地位。当国家利益遭到外来威胁，这些对立的政党，就团结起来，一致对外。
所以反对党制度，与大一统是一致的。只有大一统是建立在普遍法权之上，而不是建立在某一统治集团的特殊利益或者特权之上，或者所谓的文化特殊性之上，才能做到政党越对立，国家越统一。大一统建立在所谓的文化特殊性之上，其实也就是原来文化精英的特殊利益或者特权。
德国的临时依靠
韦伯很看不起那些“德国的教书先生”和“文人雅士”，说他们以为既然自己的工作是向国民解释德国以往的文化经典，凝聚德国精神，他们就以为有说教的权力，可以对德国的未来政治模式指指点点。
韦伯说，现在是把这些老坟头撇到一边去的时候了，因为他们对过去和现在的看法，都是非政治的，政治幼稚的，总是限于空洞的道德要求。其反对外族统治之外，用打麻醉针自我肯定，是有现实意义的，但是还是于空洞的道德要求。
基于文化的政治当没有成熟的政治精英阶层的时候，可以当作临时的脚手架，暂时的依靠，这是不得不的选择，而不是值得赞美的进路。这不是一种拯救，而是一种沉沦，不得不下地狱。
韦伯在《就职演讲》中写道，民族国家依赖的基本心理基础，甚至由经济上隶属他人的广大阶级阶层分享。在知识分子群体影响下，转化为民族思想。反之又影响表达情绪的具体形式和方向。思想能够发展思想本身的自主性，例如在知识分子阶层的影响下，而这反过来又形成表达思想的情绪和方式，民族主义就是这样一个例子。韦伯认为民族主义的情绪，既存在于民众心理方面，又较为持续地存在于政治统治阶层的感情威望方面。
民族的意义通常体现在文化价值观的优越性，或者是不可替代性上的。这种文化价值观只能通过培养民族团体的个性（精神）来保持和发展。因此知识分子将被置于最有“民族意识的人”的位置，这是不言而喻的。
就民族国家的产生而言，再起决定性作用的事，相对于外族人的优越感，它形成一种社会群体。按照韦伯的说法，这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是全体民众共有的唯一一种社会地位的优越感。因为我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我的民族也是。
韦伯认为，这种文化意志不能作为僵死的“过去”或神秘的“德国本质”来坚守，他们也不会自动转化为什么特殊的，独立于历史发展的到德国国家形式。他们只能存在于哲学观念之中，去激发我们去认同的一种立场，这种立场必须和我们的政治现实相适应，必须符合今天的要求，但绝不能作为未来的路标。
它仅仅是是一个知客和尚，而不是方丈。临时依靠，也会产生一种恋栈的霸权。就像建筑的脚手架，也会对抗拆除。文化政治会自动排除绝不能作为未来的路标，这种内在内定性，或者原来选择它作为临时依靠的条件。在韦伯看来，德国国家形式，并不是什么德国特殊性或者精神生活，而就是议会制和民主，就是我们现代国家的基本性质这些现时代问题。韦伯在作品中经常重复指出，政体形式只有联系到社会任务才能产生实效，国家机构必须专门联系到民族面临的世界——政治使命和文化——政治任务。
韦伯尽管认识到情绪成分首先同政治精英阶层，例如官僚科层和军队等的感情威望同属一类。但是这些感情经过担负这些文化使命的那些阶层的影响，逐渐转化为特殊的民族意识。感情威望是向知识分子的民族思想转化为的过程，不仅为国家权力提供了辩护。而且在韦伯看来，这形成了权力实施形式，即是权力行使范围。这不单是民族主义情绪合理化过程，还可能成为既制约权力实施，也指导权力实施的有效原则——国家理性。
如此也就是民族国家的宪政建构的过程。韦伯说，凡民族存在，第一，便有彼此共有的某种客观因素，人们以此区别于其他民族的人；第二，在那里这种共同因素被看作价值的源泉，所以产生排斥外族人的统一感；第三，在那里这种统一感在与客观共性一起，扩张的自治政治制度得到表达，或至少产生对自治政治制度的需求。国家理性的形成，当需要依赖文化政治的时候，就依赖一下，但是保姆绝对不能成为主人，当必须抛弃的时候，就必须抛弃。
创建政治体的必要条件不是同质性，而是参与政治体一起共事的政治意志。语言、种族、宗教、习惯或政治经验，仅仅创造了统一感，这种潜在统一感是否在民族意识中得到政治表达，取决于政治因素。历史素材和创建的权力意志，后者更重要。当如果素材更重要，那就是快要共同体分崩离析的时候，这个素材作为最后一根稻草：只有这种手段，用于凝聚共同体。而且可以说，这仅仅是一种空洞的道德要求，没有实际作用。
可见，即使找文化阶层来冒充，也仅仅是一个自然法权意义上的，也就是不能写入宪法，进入政体规定中的政治领导阶层问题，而不是宪政的全部。政治领导阶层问题，在宪政政体中，没什么地位，但是对于展开宪政政治，就像一个规章制度很健全的公司，没找到合适的总经理，问题也颇为重要。文化道德之士算道德品行很差，业务能力很差的人，但是现在没有人选，只能找他。将来总是要被抛弃的。
当文化道德之士当了总经理之后，出于个人利益考虑，拒绝将来被抛弃，恋栈于特权，于是从自己出发，改造规章制度，甚至推翻公司，另外搞一套。这就是德国后来悲惨政治命运的原因所在。
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对立
密尔在论述代议制的时候，并没有把代议制当作放之四海皆准的制度。在他看来，代议制的永久价值在于当其危急时，人民是否情愿为其生存而战。假如人民不愿意为其生存而战，行政领袖与党派势力很容易冒险推翻它而建立专制，即便不推翻，如果人民缺乏政治兴趣，少数议员会接受贿赂，将议会作为发财工具或者专制自为。
这里存在潜在的敌我冲突。任何一种代表机制中，人民与政治精英之间，都隐含着信任与怀疑，为了人民与伤害人民的两种可能。对于政治精英来说，肯定有一种自然倾向，让权力变为私有，甚至把国家当作私有财产，这是不可避免的，即使没有如此，学会自我道德克制，有足够的机制对宪政约束，同样的也有趋利避害的倾向，尽可能减少其成本，增加其收益。这样的倾向，与人民的利益相违背。而人民倾向于加重政治精英的负担。
这种存在潜在的敌我冲突，因为财产权而变为激烈。如果没有腐败，没有过分的伤害人民，置于生存底线以下，政治精英与人民之间的信任关系，不会彻底破灭。他们之家有模拟的父子关系，只有要吃掉而儿女，才会有剔骨还肉。
所以人民在议会代表制中，必须在场。这种在场，以宪法法院对议会的约束，政治运动和言论自由，可以通过政治表达。当然这种在场，并不是主权行为，并没有政治权威，其决断权的行使，已经委托或者委任给政治精英。人民在政治在场，是起一种监督约束作用，就像主人与仆人。这样的场合，并不决定民族国家命运的场合，而是一些小事情，所以主人不要亲力亲为，而委托给政治精英，主人需要的时候，监督一下就行了。
所以代表制决定不能建立在主奴关系上，政治精英对人民的人身保护关系上，不能有一种父权。议会代表制尽管无力防止现实中这种蜕变，但是从来不给予正当化，甚至神话。没有人智慧得，卓越得可以统治他人，这是议会代表制中的政治正确。
就否定人神这一点，而这比王权强多了，是政治自由理想的巨大进步。议会代表制是对王权的克服，把神化王权而掩盖起来的原初面目，被遗忘的人民与政治精英之间的主仆关系，初步给与恢复起来。
人民是主，而政治精英是仆人，这种原初的规定性，被两种政治精英颠覆，一种是知识分子，一种是战士，知识分子通过预言，制造意义秩序体系，而绑架了人民，把人民置于混沌的威胁之下，然后保护起来。战士则通过战争，把人民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而从获得主权。知识分子与战士，乘势制造出各种话语，把自己的特权地位，给与正当化，甚至神化，用为了人民的名义。
当国家关键时刻需要形成国家意志时就形成，不需要时就各干各的，然后留下一个大喇叭，随便他宣传，爱听不听都可以。高兴的时候，就参与一下。
在不需要的时刻中，强迫人民爱国，是一种魔鬼的事业。最可怕的是这样一种政治体，政治精英在和平时刻，就想方设法当法律同意的强盗，当危机的来临的时刻，就强迫人民当炮灰。对于这样的，国家意志对于人民来说，确实是一种灾难。但是人民又离不开国家，所以对于人民来说，最首要的问题，是终结这种政体，而不是国家意志。爱国等于爱人民，而不是爱政治精英，终结这种政体就等于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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