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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权运动是立宪科学迟到的补课

陈永苗

公民社会与政府的分野

我这里不说是公民社会与国家的分野,是因为这种说法其实是一种误解,当行政官僚和行政科层成为主导阶层,就会产生一套政治学说,把国家与政府合一,政府垄断了国家。须知,整个十九世纪,国家和政府之分是非常清晰的,而到了二十世纪,在极权主义运动的魔术中,变得模糊了。国家应该归于公民社会,而让政府孤零零矗立在人民海洋里面,没有国家的保护色,政府就不容易与人民权益,展开明显和隐秘的战争。所以传统意义上说的,公民社会与国家的分野,其实准确说,是公民社会与政府的分野。

自由主义的基础是市民社会与政府之间的分野。市民社会趋于自足,其中,社会成员即不受统治,也不受其他的成员的宰制。每一个人都是其行为的根源,他们自由的发挥其才能以确保他们的保存以及尽可能的舒适,他们寻求改善其处境。这种分野如果无法确立,那么资产阶级的自私、贪婪就会成为政府的本性。

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分野,是19世纪政治社会秩序得以稳定的核心因素,所以维护这种分野,才得以维护民族国家,才能彰显民族国家的秩序和精神。这种稳定,只有在法治国家内才能完成,也就是政治认同的纽带是普遍性法律,而不是用于辅助塑造民族国家的传统文化、血缘、种族、或者文字。如果把后者这种特殊性上升为民族国家的普遍性,19世纪政治社会秩序就立即趋于瓦解,走向二十世纪的极权主义运动。民族国家服从法律,尤其不跨越法治国家所保障的界限,其内部得不稳定因素不会暴露出来,而成为主导。病毒不会发作,并不需要一种病理学的政治运动。

20世纪民族国家秩序濒临瓦解,是外在的因素渗透进入,加上政府与公民社会的界限内的不稳定因素,共振形成的。

代议制政府与英美政党,建立在政府与社会的分离前提之下,在英国美国之外的国家里面,很快就让给政府对社会的大范围延伸,或者说就,缺乏这个前提。这种延伸,一方面是权力本身的本性使然,另一方面是社会要求。如果没有后者要求,权力的扩张只能如同蜗牛前进。

美国英国的代议制和政党制度是良好的,那是因为政府和社会的二元前提。阿伦特认为,在整个欧洲,除英国之外,其他国家的政党和代议制,一直苦于缺乏政治上的整合力和正统性。在欧洲的个大国中,只有英国是唯一至今仍然尊重议会,信任政党制的国家。英国政党的党员把权力和对与民族政治命运的责任,看的同自身和自己的政党一样重要。而其他国家的政党,无法做到政治成熟和如此国家卫士的境界,无法代表国家整体利益,就只能以阶级社会所具有的社会整合力,把阶级利益上升为普遍性,从而对其他阶级形成政治压迫。以阶级社会取代国家政治整合,抛弃压迫其他阶级,是国家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最后就是内乱和政治的瓦解。而这一切问题,都可以归根于没有政府——社会分野的基础。

黑格尔超越市民社会

不管如何,1920年的黑格尔就是如此相信,他把描绘公民社会的政治经济学,当作现时代的新科学。他在《法哲学》中写道,这是现时代诞生的这些科学之一,似乎有适宜土的土壤。他相信“含有一切属于文明哲学和社会哲学的内容”。在黑格尔眼里,还没出现一个比公民社会更加合适的政治秩序和生活世界。这个已经是人类最佳的政治安排。前无古人,远远超出人类地平线以外。

最佳的,或者最不坏的,并不是完美的。黑格尔对公民社会的负面后果,也异常警惕。而且黑格尔并不把这些负面后果,当作偶然的,而加以排除,而是当作公民社会发展的正常结果。只有受到道德形而上支配的人,才喜欢把最佳的,或者最不坏的当作完美的,当作唯一的。持同一种思维方式的反对者,把其中的负面效果无限扩张,否定完美的,因此抹杀最不坏的正当性论证。所以要面对公民社会,必须从道德形而上学走出来,否则只会极端,把复杂的、多元的、复调的政治问题,简化为伦理心灵问题。超越公民社会的道德性冲动注定是可笑的,失败的。

十年之后,由于被巴黎七月革命所唤醒,在写给朋友的信中,黑格尔注意到看上去曾经如此“坚定安全”的每一个东西已经开始“摇摇欲坠”。一切曾经坚如磐石的东西好像正成为泡影。

黑格尔对公民社会的普遍性大声礼赞,同时对其局限性和矛盾的理解比其他任何时代的经济学家都深刻。批判公共社会,是为了完善,而不是否定。这种境界只有超越道德形而上学才能做到。把政治秩序放在道德基础之上,把道德作为政治的约束性,只会造成冲突和内乱,只有把道德容纳在内,而且给他恰当位置的法律,作为政治秩序的根基,作为政治的约束性,才能正确对待公民社会。

这里不展开黑格尔批判,而想说明黑格尔的出路。黑格尔懂得,公民社会根据自身辩证法,成为一种超越自身的推进。为了保住自己,公民社会需要对外扩张,超出民族国家领土之外,形成殖民地。也就是把世界压缩为财富领域的自由尝试。全球性商业殖民帝国,是自由帝国。外部世界先被殖民,后自由化,分成两部走,黑格尔相信是可以形成全球的市民社会。尽管有殖民地和母国的差别,正如国内公民社会的形成之处也有差别,最后还是可以形成全球的公民社会。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恶劣帝国主义,还不是充分证据,并不能用来,否点掉这种理想。否则战后的全球化浪潮,就没有了正当性。

黑格尔发现了公民社会是对旧世界的超越,但是他同时认为公民社会的未来,存在于这种超越之中。他认为公民社会不过是一种历史阶段,不会使历史终结。公民社会在家庭和国家历史结构的解放运动中取得的发展,反过来需要建立一种适合其本身问题的新政治秩序。也就是发展中,能解决公民社会本身带来的问题,这些问题并不是旧世界带给公民社会的,而是公民社会本身的。

黑格尔强调需要建立一种适合其本身问题的新政治秩序,也就是说,黑格尔是一个制度决定论者,相信政治秩序能够终局解决。解铃还需系铃人。民主带来的问题,必须民主解。公民社会带来的政治问题,同样必须政治解。

对公民社会的超越,黑格尔回归政治。他懂得,要求放弃政治,就意味着以一种更恶劣的形式——战争对政治的围剿。在他看来,民族之间的战争,社会阶级之间的战争,已经成为公民社会的发展结果。

黑格尔的回归政治,拒绝了德国浪漫主义的怀旧,这完全是一个扭曲的镜子,是不是需要完成的政治秩序。对公民社会的批判掩藏在对中世纪公社的单纯怀旧里。这种文化政治的复兴,毫无意义。它是对现实本身的虚无,而只看镜子。而本来是为了改善现实,最后却成了否定现实。这是一种可笑的政治幼稚立场,体现出来的是一种绝望和无力。越加怀旧,越加无能。

黑格尔还拒绝了国家主义的复古,因为用国家取消同样否定了公民社会。黑格尔认为,公民社会确实是一个社会进步,不可能倒退回去,把政治社会的属性把公民社会中剥离开来。公民社会是个人从家庭和传统国家的依附中解放出来的条件。与其当一个政治专制的属民,宁愿成为公民社会的儿子。黑格尔还拒绝了费希特的封闭社会和放弃普遍化的做法。

在黑格尔看来,真正的问题并不是纠正市场的自然后果,不是通过一种中央调节行动来平衡自发的经济干预。这些行动,是把政治行动简化为经济干预,一种下乘的做法。黑格尔真正关心的是,从政治上建立市场,在政治上审视公民社会,从而打开可能性和希望,承担普遍化的实现任务。普遍化就是在法律之中的个体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合一。黑格尔使经济从属于政治,从而超验地打开治疗公民社会内在疾病的可能性。

黑格尔回到霍布斯。他认为,现代性的未来在于要了解如何超越市民社会,而这个,只有回归政治,才有可能。回归政治,黑格尔相信,就打开拯救和希望的大门。而把政治行动简化为经济干预,则是关闭。

维/权运动

 

在黑格尔看来,自由原则表达了现代世界的根本成就,这是不可抹杀的,不可回头的,而且是根本的规定性,所以任务就是要创造能够与自由原则相协调的政体,以某种形式,将个人的特殊性与法律的普遍性协调起来。

 什么样的合适呢。在《法哲学》中,黑格尔认为,随着他庄严地称为“公民社会”的,这个独特现代领域的发展,他发现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公民社会中,个人是作为有需要的、自由的,独立的产物和权利的承受者而出现的,在这里,他们的独特性和特殊性得到自由的发挥,与此同时,在他们的背后通过法律制度(描绘这个制度是政治经济学的任务),普遍性的东西也发挥作用。

公民社会是一个“特殊性通过教育而上升为主体性”。在这里,人成为公民,古典的政治社会沉入公民社会。这种教育,是政治教育。资产阶级,这个只关心自己私人利益的个体,学习成为公民,成为愿意服从公共利益的个体。

 对于黑格尔来说,法国大革命的灾难,并不是启蒙理想造成的,而是没有发现一个与现代所依据的原则相适应的宪政形式,也就是现代革命精神没有道成肉身,没有制度化表达。有用宪法阻止革命。相对于法国大革命等启蒙革命来说,二十世纪出现了宪政化的革命。这是一种宪法之下,自我克服和自我限制的革命。于是克服了这个问题,距离黑格尔创造能够与自由原则相协调的政体更近。

维/权运动是19世纪政治秩序走向20世纪的时候,缺失的东西。正是缺乏宪法之下的革命,来替代极权主义运动和革命,从而使容纳战争、革命和道德的总体法政秩序瓦解。19世纪末梭罗的《公民不服从》,已经看到这一点。如果说20世纪上半叶经过两次世界战争,而六十年代立即进入自我消解自我解构的革命和后现代主义,以及更为正确的民权运动,可以说是迟到的补课。

维/权运动,应该提前到1848年之前,应该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开始对立时,撕裂了现代性初期的共同革命理想时,就应该出现,甚至应该与现代性宪政一起诞生,承续中世纪的自我保存、自我防卫和私力救济秩序制度。

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分析了文化政治中的一些失败努力。必须看到,文化政治的努力,不仅是失败的,而且是与政府——公民社会的分野相对立的,文化政治倾向于突破,文化包容国家和公民社会,消化其中的冲突和对立,这是尼采的伎俩。文化政治完全是非政治的,甚至不能说反政治的。这是一种心灵镜子中政治行动,一种唯心主义的前政治行动,而与现实无关涉。只能说是社会要求控制国家的扭曲反映。

黑格尔所谓的“自我异化精神”的世界,也是他讽刺的“文化的世界”,他对这个世界的论述,以“绝对自由和恐怖”告终。比较一下英国资产阶级经过自由制度的教育,成为公民,与英国之外欧洲各国普遍受到批评和批判的布尔乔亚,就知道政治之外的文化教育,根本无助于资产阶级的升华。

文化政治的结果,依赖于道德基础,确实只能导致无政府主义。思想文化的绝对自由逸出到政治中来,就形成无政府主义,最终陷入恐怖政治。无政府主义与恐怖相伴相生。文化政治的前途,就是极权主义。

托克威尔担心平等和社会会民主进入政治,带来大多数人的暴政,有可能形成极权主义,如果有维|权运动的阻挡,这个潮流应该就是相反的结果,就是自由立宪。黑格尔所担心的极权主义,是文化保守主义形成的,也就是与平等、民主对立的一面,也就是文化政治形成的。这正是反对黑格尔的尼采,所开辟的后来法西斯和极权主义之路。

可见,如果没有适当的政治表达形式和制度化,来吸纳平等和社会民主潮流,或者作为反面促进平等和民主的反潮流,那么不管是托克威尔担心的任由野草丛生,还是黑格尔讽刺的用文化保守主义锄草,其结果都是“绝对自由和恐怖”。

英美立宪政体看起来好像是特例,然而只有特例才是稳定持久的。特例是极少的这种情况并不能得出结论说,不是特例就是可取的普遍的,而特例是不适宜于后发民族国家的。

后发民族国家别无选择,只能去修补完善特例所要求的条件。这个条件是后发民族国家所具备的,而是内含的,而且是后发民族国家特别强大腐败的政府所阻挡和破坏的。

首要的敌人,是强大而腐败的政体和政府,而文化政治首先排除这个敌人,而维|权运动首先正视这个敌人。文化政治去否定特例,肯定非特例是可取的,自足的,而且是普遍性的,阻挡人们去修补完善特例所要求的条件。文化政治,是康庄正道路上所埋伏的地雷,而维|权运动,是工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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