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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尔仁尼琴:二十世纪最走红的“芙蓉姐姐”(下)

陈永苗

渴望自由的文人,无止境地释放出自由的渴望和道德激情,并没有彰显自由主义的维度。这不是政治自由的价值,而是渴望获得自由的道德激情。无止境地释放,并且拒绝赋予渴望和道德激情一种法律形式,并不能导致自由主义立宪。

无止境地释放,当遭到镇压,坐牢和流放才彰显了自由主义的维度。也就是说坐牢和流放才把自由主义维度赋予这种追求“真理”的行为,在反自由主义的陶瓷上,上了一层自由主义的釉色。当从非政治或者反政治,进入政治领域,渴望和道德激情就成熟冷却,成为政治自由的价值。

通过给反自由主义陶瓷上自由主义的釉色,后者包裹了前者,前者被后者代表了。如果我们只看釉色,而当作全部,忘记了与之冲突的反自由主义陶瓷,就是一种偏执的近视和色盲。这两种东西是格格不入的,冲突的。

自由的言论行动,和为坐牢和流放而抗争,而带来的道义光环,千万不能造成这么一个混淆:渴望和道德激情同于政治自由的价值。言论行动和抗争行为,要带来法律形式上的消极自由,而不是迫使别人也参与进去的积极自由,和让别人模仿或者自己充当楷模的积极自由。

索尔仁尼琴的“抵抗遗忘”,是因为“革命吃掉儿女”而造成的,建立在继承社会主义超越资本主义的理想之上。看看索尔仁尼琴的相片,活脱脱就是美军从地窖里拎出来的萨达姆。

女“毛泽东”林昭,如果没有过去当局的镇压,其追求邪恶真理的行为和殉道,是邪恶的。不管如何激烈,震撼人心。他们都是邪恶的同伙,内部竞争关系,内部的唯我独尊造成的死亡和镇压,如果后者上台也是一样,同样杀人。这样的弱者不可同情,因为都是豺狼。

反自由主义

把索尔仁尼琴定义为自由主义,是一件思想史上的恐怖事件,恐怕索尔仁尼琴死不瞑目。索尔仁尼琴从头到尾,从来不是自由主义的,而是反自由主义的。这个可以在霍尔姆斯《反自由主义剖析》清晰地看到。霍尔姆斯指出,索尔仁尼琴从19世纪俄国欧洲化的批评者那里获得灵感。霍尔姆斯把他和一系列臭名昭著的反自由主义者并列在一起。索尔仁尼琴对现代性发出攻击说,我们已逐渐无望地陷入对一切对使人愉悦,使人舒适的物质东西奴隶般的崇拜之中,我们崇拜东西,我们崇拜产品,一切超越于物质充裕和物质积累之外的东西,一切人类的微妙,高尚的天性的其他要求和特征,都被遗弃在国家和社会体制的注意范围之外,就像人类生活没有更高尚的意义似的。

这些人都是偏执狂,他们站着一个牛角尖上,这就是异教的道德政治拯救。也就是他们觉得离开政治,一切就完蛋了,而且这种政治必须是道德的。他们站在这个偏执的立场上,觉得外在的世界和主义都是错的,都是黑的。

只有从消极自由,而不是从积极自由上,才能赋予他们正面评价。当从消极自由层面评价,只要对免于强制做出贡献,不管动机是如何想的,都是自由主义的盟友。邪教般的动机,有的时候,也会带来积极的政治效果,例如“女毛泽东”林昭的言说。但是这种政治效果不能用道德上的赞美来美化,变为积极的善。当从积极自由上开绿灯,这些人可能就是自由主义的敌人,是反自由主义者,是应该加以批判和警惕的。

尊重个体的权利,是消极自由,是国家的义务。如果把消极自由的规定,要个体人们养成习惯,就变为积极自由的规定,变为个人的道德义务。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要要成习惯,依赖于道德启蒙和训诫,效果不大,可能更必须依赖于政治和宗教。

而依赖于政治,当缺乏宗教时,道德启蒙和训诫就变成一种政治暴力,由道德压力转化为政治暴力。自由主义的主要政治目标,就是害怕防止道德冲突转化为暴力冲突。

个体的积极自由和行动,不作为启蒙的方式,以桃李不言的方式,是可以的。也就是不要上升为普遍性的道德法则,不都捆绑到启蒙道德政治这部战车,而造成战车之外,都是空无。

不合法的,无生存,没有红帽子的,无生存。好像民间长期存在的东西,只要没有被启蒙道德政治收编,没有获得法律地位,就没有存在的自然权利。没有道德正当性,就没有生存权,合法性就是道德正当性,道德之外没有合法性。于是一切的社会事物,不管黑与白,都寻求立法保护,造成立法上的“拿破仑主义”。至少要诉诸于公共舆论,获得道德形而上学的正当性。

现代国家的政治正当性,本来在于防止道德或宗教冲突转变为暴力冲突,所以霍布斯把政治的根基,从关涉道德和心灵之上,移到关涉外部行为的法律之上。建立在道德之上的政治,本身就是一种可怕的,由道德压力转化而来的暴力,那么现代国家的目的“人个体”,就被国家自身吃掉,现代国家露出狰狞的面目。利维坦有一种趋势就是变为阶级斗争的工具,转变为小政治集团的道具,只要被移动道德基础之上。

启蒙道德政治包括启蒙政党支配的国家权力和启蒙知识分子支配的公共舆论,而这是台上台下的一伙人。把一切都捆绑到启蒙道德政治这部战车,是他们的本能冲动。

出于不断涌现的新一代精英对老一代精英的替代冲动,以及道德批判把小问题夸大为普遍性问题的颠覆性做法,看起来好像是后现代主义性质的持续性革命,永不停息地反对已经生成固化的制度秩序。其实这种替代和颠覆,就是对道德政治秩序的永恒肯定和僵化。

原教旨的意图伦理对极权主义的批判,是原初道德政治理想再次以同样极权的方式来临,甚至是更加邪恶的极权。恶果还没出来之前,原教旨显示出来美好意图,让人们灯蛾扑火,大声赞美。赞美中失去对极权因素涌入的阻挡,再次形成新的更加邪恶的极权主义政权,然后在革命吃掉儿子,再出现新的索尔仁尼琴,再写《古拉格群岛》,再抵抗遗忘。借助于美好的意图,实现永恒恶的循环。索尔仁尼琴不过是尚未掌权的斯大林,尚未杀人的斯大林,正如林昭不过是失败的毛泽东。

索尔仁尼琴的顶礼膜拜,不过是要求别人对自己的顶礼膜拜,钻进索尔仁尼琴神像偷食香火。对索尔仁尼琴抵抗遗忘的顶礼膜拜,会造成对在极权主义时代生活过的,惶恐过的,心惊胆战过的阴暗记忆会被唤起。这是一种魔咒,他们向往自由,然而连向往自由的激情和方式,都是敌自由的。

极权主义如同磁场,即使反对它的人,也还是它的继承人。反对它的方式,除非有特别强的自我克服,否则很难摆脱极权主义的磁性,被植入基因。最后反对者成为其根本意图或原教旨的继承人。

仅仅记住受害的经历,或者指责人们容易健忘,这种单纯地唤起记忆的启蒙,是有害的。。记忆是不能遗忘,可是唤起是为了活得更好,而不是活得更坏。如果仅仅是为了显示伤口,当作勋章,而遮蔽了脚下真实的土地,不让我们活得真实,这种记忆不要也罢。

强迫无辜的人,去舔已经物是人非的历史伤口,是居心叵测的。过去的历史记忆,是用来避免再次来发生,而不是用来残害当下的。也就是,“抵抗遗忘”必须适度。

我们不需要苦难时代的浪漫主义安慰,从而造成对沙漠中一滴水的拜物教。沙漠中一滴水对生命延续来说,是“善”的,然而是不自由的,别无选择的。对沙漠中一滴水的拜物教,是对必然性和命运的献媚和讨好。对专制制度带来的利益无所求,则不失望,也不过度怨恨。这里有两种怨恨,一种是自我保存的,当专制制度危害自我保存时,发出的怨恨;另外一种是社会主义红旗下的铁蛋,渴望从专制制度中得到什么东西,不给或者得不到而苦大仇深。

自由来自我的生命本身,来自神圣启示,并不来自索尔仁尼琴的“抵抗遗忘”。索尔仁尼琴的生命经历,并不足让我模仿,他是他我是我。别人的言说,替我说话,说出我的心声,有两种政治效果,一种是当作启示,当作源头,这是当作我的精神父亲,没有父亲就没有我;另外一种是当作桥梁,当作工具,当作朋友兄弟,可以当作同盟,但觉绝不能要求顶礼膜拜。在反抗和和启蒙中,很容易引入父权,引入了蒙昧,例如孙中山就成了中华民国的国父。

我不觉得神圣信念或者高尚精神有多重要,而是一个正常活着的生活方式,低俗而稳固,就足以推出自由立宪。自由立宪并不需要多高尚的精神,而是油米柴盐和交往。雷电是黑夜时代的,我们并不需要黑夜,所以也不要雷电。

强调雷电的辉煌伟大,成为过去受专制迫害的文人,向我们无辜的人,无止境索取荣誉和财富的敲诈手段。他们一定要我们路径依赖,把我们锁定在一个路径之上。事情都过去了,坏人欠下的,却向无辜的人讨要。

对于做出牺牲的前人,我们可以给点香火,但是绝不给顶礼膜拜。因为黑夜时代的雷电,并不是永恒的,而世世代代,大部分的人,很自然而然地生活着,才是永恒的规定性。

文人复兴与知识分子地位的变迁,是一种对专制的假摔和撒娇。黑暗中的雷电并不是阳光,并不是正常生活的条件。不断强调雷电,就永远把我们捆绑在黑夜中,即使黎明已经来临,需要起床打开窗户做早餐。

手段的合目的性

尼采在《权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中说,用要达到我们目的,因而也就是目的的手段的意志来取代道德。      

       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在方式上摆脱极权主义,比道德立场上摆脱重要多了,如果方式和方法上摆脱了,即使极权主义的精神种子,也会开出自由之花。手段的合目的性,是第一位的,是首要的。而哪一种精神,是否反对极权,是否是自由主义的,是什么立场,是次要的。必须把手段的合目的性,放到督察和法官的位置,审查一切反极权主义行为的正当性。

手段的合目的性,是第一性的。从目的到手段,从手段到目的,并不是信仰了高尚的精神,有很好的品行,就可以做到的。

必须用理性强大的阳光照亮,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坎坷之路,否则必然走向文化政治。文化政治不是照亮,反而遮挡了理性阳光,造成行动完全受到必然性,和威不可测的命运之神支配,走向混沌和混乱。即使有理性阳光,还是有非意图结果。

黑暗中盲人摸象,文化政治是一种堕落和自然状态。它是从从一种黑暗走向另外一种黑暗,从而引起更加没有节制的黑暗。原来好似地上的阴影,后来却成了地狱里的铁幕。

   基督教精神对革命和政治最大的贡献之一,就在于对手段的合目的性。例如对“以暴易暴”的反对。这种深度是其他精神文明没有抵达的。没有这种精神的支撑,或者偏离,那么革命者就如同妥斯托耶夫斯基那样,由暴力革命美学走向反面,认为用革命方法与社会不平等进行斗争是毫无意义的。妥斯托耶夫斯基由一种虚无主义的,对革命的偶像崇拜和美学化,转向另外一种虚无主义,坟墓中的死亡和魔鬼的统治。

妥斯托耶夫斯基的转变,是长期历史以来没法医治的天花病毒。必须事先在孩童的时候,必须种下对手段合目的性的“痘”,从而避免那样的天花发作。从暴民转化为沉思的奴隶,神权政治就因此建立起来。思想或主义层面的病毒,都可以消毒。但是没有合目的性的审慎或意图伦理深入骨髓,才是最可怕的。

   托斯托耶夫斯基认为,俄罗斯的命运与西方的命运是对立的,在人民的意识中应该把专制政体与宗教观念结合起来。好像这种结合里面就蕴含着,可能或者必然超越西方自由立宪的空间。

其实这仅仅是在一个最不坏的名画上涂鸦,表达出来的仅仅是也要作画,仅此而已,至于画得好不好,他们是不管的。所以他们是隐藏在保守主义面具之下的极端革命派。他们的保守主义面具对暴力革命美学,没有任何遏制作用,相反通过保守主义,暗中培养病菌,放它出去大规模传染。

他们以为一个疯子或一个小孩的涂鸦,与伟大的后现代主义画家一样。他们基于这种赶上后现代性的“涂鸦”的自信和狂妄,来超越西方自由立宪政体,把现代性固定在西方的固定阶段,不让“西方与时俱进,延展其现代性的深入”,也就是把西方标签化,成为靶子。除了是自己的靶子之外,西方的现代性一无所是。

正如现代性初期历史明明白白呈现出来那样,自由立宪政体是对神权政体的批判和超越。所果断抛弃的东西,很奇怪的被恭恭敬敬地抬回来,用其中发出的尸臭,来攻击自由立宪政体的洁净:没有精神没有道德。  

索尔仁尼琴隐秘地体现“唯我独尊”,或者“”唯我们独尊”。特殊个体要求获得普遍性,这是一种对基督精神的模仿,要揩干每一颗眼泪。可是这里是体现出来,并不是受苦受难的人们,一种自我保存的精神力量。而实际上把特殊的渴望,一种侵略掠夺进攻别人的渴望,也就是阿伦特所说的“暴民”的渴望,被抛弃出秩序的人的渴望,例如性欲,例如自我扩张,假冒成为“自我保存”的:非你死否则我活不成。在这种意义上“自我保存”,并不是特殊性与普遍性的一致,而是“唯我独尊”,要别人一定要服从自己,愉悦自己。

从苦难的深渊出发,用道德高压压迫别人,绑架别人,并不是要达到正常人的,获得相互承认的,而是要两级跳成为人上人。这样的激情,具有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的特征。现代性的疾病,在里面病入膏肓,虽然索尔仁尼琴敲锣打鼓地批判现代性。

指出特殊“国情民情”与西方有矛盾,或者批判西方的现代性,并没有指出任何出路。有矛盾有缺陷,一样要出路。夸大这种矛盾和缺陷,激化对西方的仇恨并不能提供任何建设性意见,除了把事情搞砸。

文人道德传统在现代性语境下的永恒批判,好像显示出后现代主义色彩,其实正是无政府主义。文人就像中国贪官的廉政启蒙:把自由主义污蔑成无政府主义和原子化,其实自身才是,它所批判的启蒙运动种种弊端,每一个都在他们身上出现。

哭错了坟头

有毒之花,结不出善良的果子。瞎子的写作,让人死于非命。总之,从索尔仁尼琴和《古拉格群岛》上寻找启示,是哭错了坟头。就是让公鸡下蛋,让男人哺乳。眼中不能只有“抵抗遗忘”,而是要生活在真实正常中。一种理想中的极权对另外一种现实中的极权,一种失败的极权对另外一种掌权的极权,索尔仁尼琴完全是泛斯拉夫主义的罂粟,慢慢流出来,遍布黑土地。

把积极自由当作自由,把自由道德化,不过是让自己中毒,从而变成专制鞭子所驱赶的僵尸。现代的专制都是追求自由而形成,反对专制的父亲,未必不是野心勃勃的儿子干的:以反对和异议来襄助专制,自己就是帮凶,或者未来的专制者。

政治自由和自由的道德激情是不同的。如果后者就像野草那样生长,而没有用消极自由,驯化成法律之下的自由,那么美好意图往往带来手段的堕落。因为往往不计手段,带来政治自由的对立面。

道德激情和渴望是站不住的,这是远古以来的至理名言。手段的美好,往往可以造成坏意图,也变成好结果。即使主张手段的合目的性,但如果还是道德化,而没有法律—宗教的面具承载下来,也不会好结果。也就是说,即使手段的合目的性,必须依赖于信仰和法律的驯化,要让道德滚开。

把索尔仁尼琴对极权的撒娇,放大为全部,一俊遮百丑,就让真实的索尔仁尼琴和自由主义的反面都从我们眼里消失。这是一种虚无主义对虚无主义的抵抗。

索尔仁尼琴进入我们的世界,被色盲眼睛染上颜色。在茫茫黑夜里,所有的牛都是黑的,甚至所有的狼都是温顺的羊羔。对索尔仁尼琴的扭曲,这种歪曲背后的渴望,是一种追求自由的渴望,虽然它不是自由本身。当然这种渴望应该被引导到正面中来,而不是被否定掉。

从八十年代到今天,对索尔仁尼琴一生的勒索和误读,可以看出道德化的自由主义,滑落到新左派的文化政治和法西斯化,是必然的。这里逻辑取决于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初一的月亮到了十五的月亮而已。这二者是对子,互为敌友,互相把对方控制在一个道德政治的语境和无形牢笼中,然后无意识地共同结成联盟,宣布这个语境是唯一的世界,再也无法窥见外在世界。

这完全是把道德偏见当作知识和思想。索尔仁尼琴被当作自由主义者,可见道德化的自由主义者很容易变为新左派,然后走向法西斯主义。当把自由道德化,二十世纪的灾难浩劫会在21世纪再来一次。

道德化的启蒙知识分子和文人议政,将成为中国未来出路的绊脚石,不仅过去成就了专制政体,而且未来即将成就。如果从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作用而言,更将是千古罪人。人总要活往将来,过去的错误和罪恶总要过去,而遮蔽了未来之路,那将是更不可原谅的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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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苗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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